月薪3000却教别人成为亿万富豪，我为什么说成功学就是个谎言？

yinhai

01
呼兰在脱口秀大会里讲过一个段子，中午在单位里午休，玩个手游，结果听到旁边同事手机里传来罗振宇的声音：
“你这个时间来听我讲课，过几年，你就会和身边那些睡觉玩手机的傻子们不一样。”
对于这句莫名其妙的话，他以一种幽默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费解：“你帮别人学习就帮别人学习，骂我干什么？”
某种难以理解的逻辑背后，这一建立于矛盾之中的焦虑贩卖，正在日渐成为“成功学大师”们的宣传主流，因为对于现代意义上的成功课程来说，社会矛盾的对立，正是一切焦虑赖以存在的土壤。
比“我过得不好”这件事更刺激人的，永远是“别人过的比我好”。
这种以构建矛盾为主题的表达手法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了罗振宇等“第三代成功学大师”们阐述观点的策略，例如下面这句著名的论述：
“有的人生活在晚上十点，因为他留在昨天；有的人生活在凌晨两点，他必将迎接未来。同样是伸手不见五指，但这就是区别。”
在那之外，借助于这一表达手段，新时代的成功学也终于得以脱离过往历史的束缚，展现出了更多层次的价值侵略。
过去的六十五年里，源于戴尔·卡耐基的成功学曾经三次向世人揭开自己神秘的面纱，仅仅是在那本家喻户晓的《人性的弱点》里，卡耐基的初衷还是借助于心理学和沟通技巧帮助人们缓解压力，让人们更加自信，从容的应付社交、工作和生活。
这种乐观向上的知识曾经为他赢得了无数赞誉，美国总统肯尼迪称赞他“让无数人明白了积极生活的真正意义”，《纽约时报》说的更肉麻，称他是“美国精神的象征”。
而这位影响了全世界的男人，其理论仅在去世十二年之后，就已在席卷全球的金融浪潮中变得面目全非。
在著名的华人成功学大师陈安之这样向他的信徒们分享自己的经历：“25岁我在台湾成立陈安之研究训练机构时，每个月赚新台币一万元，办公室非常小，公司没有影印机，每天吃炸酱面及白吐司连续一整年。”
“短短2年半之内，我开的车子从标致405到奔驰S600，到27岁的时候，我成为了亿万富翁。”
而这一过程，靠的就是他引以为傲的“陈安之成功学”。
在九十年代市场经济体制日渐开放的大环境下，伴随着陈安之“要成功，先发疯，头脑简单往前冲”的口号，成千上万的“外来人员”涌入南方的的广东和深圳，因为缺乏相应的知识体系和工作经验，他们大多选择了和人生导师一样的起点：销售。这也为后来的南派传销奠定了基础。历史之外，究竟有多少人因为陈安之的学说取得了成功，我们无从得知。
唯一可以参考的是，那句著名的“发疯论”被作为一种绝妙的讽刺，改编进了2017年上映的电影《熊出没之奇幻空间》中，而被导演安排喊出这句话的，则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光头强。
02
自卡耐基以来，三代成功学的导师们都曾经赋予过成功学不同形态的定义。
在这基础上，如果说卡耐基的成功标准是“个人人格的完善”，那么陈安之的成功标准无疑要简单许多：“有钱”，或者说“事业有成”，而再之后的罗振宇们的成功标准，则更为直接：“比别人有钱”。
不考虑这些流派诞生的时间背景，单论价值层面，新一代成功学导师们的理念相比于过去，受众面无疑更小、更精英，每个人都可以完善自我人格和事业有成，但每个人都比别人有钱，从逻辑上讲就是不可能实现的东西。
而在那之外，这些由成功学导师们苦心推理的法则，真的就能确保人的成功吗，答案或许也不尽然。
以前几年著名的商学著作《基业长青》为例，其这本书的作者，斯坦福大学著名教授詹姆斯·柯林斯和杰里·波拉斯两人，运用了各种科学的研究手法，历时6年，从浩如烟海的企业名单中遴选出了18家研究样本，为了避免“发现大楼”的困境，他们还特地为每家企业都制定了一家用于对照的参考公司。
然而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？
有人做出了统计，这本书于1994年所选拔的这批平均寿命超过80年的公司，时至今日，有超过一半的累计收益率为负数，换而言之，如果你在1994年投资了这一榜单中的公司，那么你个人资产增值的可能并不会比其他人更高。
特别是，考虑到这些公司全部都是历时数年精挑细选之后得出的成功楷模，其中不乏沃尔玛、索尼、迪士尼能世界顶尖企业，然而对于这些早已屹立于成功之巅的企业来说，过往80年的成功经历，却让他们连20年的风雨都无法挺过，各中原因难免引人深思。
或许，正如“后视镜原理”所阐述的那样，无论是经商还是从事其他行业，在财富的赚取中，频繁对历史的观察都无助于人认识到眼前道路的走向，因为商业，本质上就是一个瞬息万变的环境。
更何况，这种借由对于成功人士经验的总结得出的成功法则，无疑带着不可避免的“光环效应”。这一由心理学家狄恩发现的原理指出，人们总是会夸大一些他们喜欢的人身上所具备的品质，并且在更多的环境下“见其一点，不及其余”。
一个人可以从马云穿着的布鞋中看出俭朴，从吃冰棍握手中看出不拘小节，从阿里巴巴的创业史中看出领导力和吃苦精神，然而即使全盘组合这些品质，世界上也不会再有第二个马云出现。
因为所谓的成功，本质上只是掺杂着一丝必然性的偶然。
03
当然，在此基础上，对另一个问题的回答也显得更为迫切：虽然读成功学不能保证成功，但不读成功学也并不能保证成功，相比之下，读一读如何自我管理、如何实现人生目标之类的东西，难道有错吗？
当然没有错，成功学并不是原罪，真正的原罪是人们急功近利的贪欲，是对于成功的轻视和对于不劳而获的渴望。
内心深处，人们都知道成功需要脚踏实地的奋斗和命运机遇的垂青，然而，日渐扩大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，却在无形中成为了催生一代躁动价值的幕后推手。
这之中，基尼数字作为衡量全球贫富差距的指标，已经连续多年大幅增长，2008年，联合国大学和世界发展经济研究所估算出的全球基尼系数为0.89，远远超过了公认的0.6危险线，其中，另一份报告的数据显示，个人资产超过1百万美元的人数只占总人数的0.7%，却拥有全球总资产的44%。
在此背景下，简单无脑的成功学派的兴盛，无疑加速了文化市场上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猖獗。
在当当网上，以成功为关键词搜索，得到的图书商品超过46万件，而相形之下，以思考为主题的图书只有区区5万余件。即使是在汗牛充栋的成功学教材中，真正耐心讲述科学道理的，也是少之又少，大部分风靡市场的教材，是关于“如何在三个月内赚到人生的第一个一百万”的指导，显而易见的是，这一类教材和课程的生命，也就仅仅只有这三个月。
香港学者梁文道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：“书店是社会的一个缩影，到任何一个地方，看一看那里货架上摆放的书籍，你对当地就会形成一个初步的认识。”无独有偶，著名经济学家索罗斯的私人顾问，在揭秘这位传奇经济学家的一生时，也曾得到过一个相似的看法。
在那场世纪之初的访问里，索罗斯专门去了一趟西单书店，当他站在书店楼时，目之所及，只有三四人在看哲学，这位顾问后来回忆道，目睹这一切的他的心情很沉重，因为那个年代的学术气氛和他看到的学术气氛，年轻人都看怎么挣钱的书，没有人看哲学的书。
某种程度上，这或许是新时代里，人们对于“道”和“术”的一种争执，然而不幸的是，这种争执并没有带来经济和生产力的兴盛，只产出了“坚定信念就一定能成功，不成功就是信念不坚定”的逻辑诡辩。
而在这一诡辩之外，比“我要成功”的观念更不幸的，是“我必须要成功”的信念，比“我必须要成功”更可怕的，则是一种对于单一人生的偏执：
“请不要阻止我成功。”
（完）

朱亚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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